1934年格雷厄姆和多德合著的《证券分析》第一版出版。后来他们两人不断对《证券分析》修订，1940年修订出版第2版。1951年格雷厄姆和多德在Charles Tatham的协助下修订出版第3版。1962年两人在Sidney Cottle和 Charles Tatham的协助下出版第4版。格雷厄姆去世后，Sidney Murray和 Roger F. Block和Frank E. Cottle三人修订出版第5版。
据说格雷厄姆本人也对第4版不满意。詹姆斯·瑞在第4版问世后遇见了本，他强调指出，本自己对它并不满意。因此，当格雷厄姆70 年代中期在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讲学时，选择了《聪明的投资者》作为教材。
巴菲特本人只推荐第二版。在《格雷厄姆论价值投资》一书中，我看到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巴菲特代表IBM公司出席一个长期无法解决的反托拉斯案件的法庭审理。沃伦已经站在台上辩论两天了，他的发言十分精彩。
原告有一个问题是问巴菲特是否坚持格雷厄姆和多德在《证券分析》中提出的基本原理。
原告律师问道：“你同意书中的所有观点吗？”
巴菲特回答：“完全同意。”
律师问：“那么请问，你同意书中对‘贬值’的定义吗？”
随后，原告朗读了书中的定义。
巴菲特说：“不，不。那是错误的。”
律师说：“我想告诉你，这是《证券分析》中的原话。”
巴菲特问道：“请告诉我这是哪一版的？”
律师取书时，暂时休庭。
重新开庭后，律师拿来的书上清清楚楚地写明，原告读的书中原文是第4版。
巴菲特说：“事情是这样的，这个定义在第14 章，而写这一章的人不是格雷厄姆，而是西德尼·科特尔。我认为科特尔写的不对。”在证券分析所有5个版本中，巴菲特认为，1934年的《证券分析》第一版和1940年的第二版最能真实体现格雷厄姆的投资思想。
1968 年初，当美国股市大牛市疯狂上涨之时，巴菲特却充满了担忧和疑惑。于是他想起了他的导师格雷厄姆。他召集一帮同窗好友，在1月26日与恩师错欢聚一堂，在股市重大转折之时，再度聆听导师的教诲。巴菲特在邀请信中要求所有同学不要谈论任何晚于1934年第一版《证券分析》书中的内容。
但是第一版和第二版相比，巴菲特无疑更推崇第二版。原因很简单，因为格雷厄姆和多德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倾注了很多心血亲手修订出第二版。
我印象很深的是，巴菲特在给第6版写的序言中说：“2000年，戴维唯一的孩子芭芭拉·多德·安德森（Barbara Dodd Anderson），送给了我她父亲的一本1934年版的《证券分析》，上面写有几百条批注。戴维写下这些批注是为1940年的修订版做准备。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其他礼物能包含如此的深意了。”
《证券分析》第二版，当然大部分是格雷厄姆智慧的结果，但绝对不能忘记，多德教授也倾注了大师的心血。因此，巴菲特听格雷厄姆和多德讲课时用的教材是第二版，他亲耳所听两位大师讲的是第二版，他亲身实践依照的也是第二版，最后决定写推荐序的只有第6版，也就是第2版原文加上专家解读，可见巴菲特最推崇第二版。
巴菲特在推荐序中特别说：“我书房里以及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时使用的《证券分析》，都是1940年版的。我至少读了4遍，显然这是一本很特别的书。”
为什么巴菲特最推崇第二版呢？
第一，这是格雷厄姆和多德两位原作者负责修订的最后版本。后面第3版和第4版由两位原作者和其他人共同修订，第5版由其他人修订，肯定不全部是格雷厄姆本人所写，未必全是格雷厄姆本人的看法。这也是巴菲特为什么在听证会上不同意其他人修订版本中的一些内容的原因。
第二，巴菲特本人1950年至195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格雷厄姆门下读书，当时第二版已经出版10年，第三版正在修订之中，因此巴菲特上课所用的是第二版。巴菲特亲耳听到格雷厄姆所讲，然后再与第二版对照，真正领会导师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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